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很快聚集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经过五四爱国运动的洗礼，建立起一个与以往任何政党不相同的先进组织——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一个新兴的阶级在古老的土地上诞生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治上，封建王朝丧失了国家主权，领土被割让、租借；经济上，原先那种男耕女织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被破坏，虽然封建的农业生产还占主导地位，但外国侵略者开始在中国境内开设工厂、矿山、银行，修筑铁路，经营航运。华夏儿女在遭受到封建地主压榨的同时，又多了外国资本家的剥削，生活更加困苦。然而，在这痛苦挣扎中，一个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新兴阶级——无产阶级诞生了。
中国最早的无产阶级产生于外国资本家在中国经营的企业里。1842年《南京条约》规定“五口通商”后的30年间，英、美、法、俄等帝国主义就在广州、上海、汉口等地建起了船坞，办起了船运公司、造船厂、自来火行、印刷厂、火柴厂、丝织厂等工厂企业百余家，从这里产生了3.4万产业工人。
从19世纪的60年代至90年代，清朝政府的一部分洋务派官僚，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先是以“富国强兵”为名，在安庆、上海、南京、福州、天津等地“官办”了一批“军事工业”，以后又以“官办”和“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等不同形式，开办了一批采矿、冶炼、纺织、交通运输等40多家民用工业，在这些工业企业中，又产生了4万左右的产业工人。
从19世纪70年代起，中国商人自办的近代工业也开始兴建起来，最早出现的是机器缫丝。当时，江苏境内除上海以外，就有3个规模较大的纱厂，它们是由张謇主办的南通大生纱厂、由陆润庠主办的苏州苏纶纱厂、由杨宗瀚兄弟主办的无锡业勤纱厂。以后，如面粉、火柴、造纸、印刷等业的民族资本亦相继出现。在这为数不多的民族企业中，又产生了3万左右的产业工人。
总结这一时期，无论是外国资本家在中国开办的企业，还是洋务派官僚所办的企业，以及民族资本企业，从这些企业中产生的无产阶级人数约为10万人。
从中日甲午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中国无产阶级队伍有了较快的发展。一方面由于帝国主义对华的经济侵略进一步加深，从过去的商品输出转向资本输出。外国资本在中国的企业纷纷兴起，它们在各地修筑铁路，开采矿山，开办轮船公司，使中国又增加了一大批铁路工人、矿山工人、海员工人及其他各种工业企业工人。另一方面，中国的民族工业在帝国主义对华大规模投资的刺激下，也有了初步发展。18年间，由民族资本开设的资本额在1万元以上的企业共549家，其中仍以纺织、食品、煤矿等业为主，也包括机器、水电、水泥、航运等业。这样，中国工人的人数又通过民族资本企业的发展而有了较大的增加。根据粗略统计，到1913年，全国中外工矿企业中的工人有50多万。
中国无产阶级大发展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年至1918年，欧洲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减少了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中国的民族工业企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战前，中国的民族工业企业（包括官办的）计有698个，资本3.3亿元，到1920年，增至1759个，资本5亿余元，6年间的增长数分别为157％和54.5％，其中纺织、面粉、卷烟、造纸、制革等轻工业的发展尤为迅速，采矿、运输业方面也有了相当的发展。在此期间，日、美的资本趁虚而入，并加紧扩张。如1914年至1921年间，日本资本在华开设的规模较大的厂矿有222家；1918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额为1912年的190％。在民族工业和日、美投资企业迅速发展的同时，中国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发展壮大。据不完全统计，到1919年前后，全国共有产业工人约200万，已成为一支日益重要的社会力量。
中国无产阶级同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一样，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同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和纪律性，因此，它是中国历史上最进步、最有远大前途的阶级。除此而外，由于中国无产阶级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成长起来的，它身受着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三重压迫，其残酷性在世界各国是少见的。中国工人劳动时间长，工资报酬却不及外国同类工人工资的1／5、l／10以至1／25，女工、童工工资更少。劳动条件十分恶劣，没有劳动保护和最低限度的安全卫生设施，工伤事故极其严重。没有劳动保险，工人的生、老、病、残无人过问。工厂普遍实行封建性的剥削制度和管理方法，工人没有人身自由，更没有政治上的民主权利。中国无产阶级所处的环境，使它又具有其特殊的优点：第一，中国无产阶级为改变自己悲惨的境地而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和斗争精神；第二，由于中国近代工业布局不平衡，产业工人的分布大都集中在沿海各省和水陆交通沿线的少数大城市和大型企业中，这种状况，便于无产阶级团结和组织起来，形成强大的战斗力量；第三，中国无产阶级大多数来自破产的农民，因而他们最了解农民的疾苦和要求，便于发动和组织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虽然，中国无产阶级的人数比较少，文化程度比较低，产生的时间比较迟，受封建的小生产影响比较深，但它仍然是近代中国一个特别能战斗的最革命的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动力。
中国无产阶级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就不断地进行着英勇的斗争。1858年，香港2万多工人，为反对英、法侵略军占领广州，集体罢工回到广州。辛亥革命后，由于无产阶级的队伍发展壮大，斗争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从1912年至五四运动以前，有记载的罢工共130余次。尽管那时无产阶级的斗争大多数是自发性的经济斗争，即使参加某些政治斗争，也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而是作为某个阶级的追随者参加，并且往往依靠一些秘密结社或封建帮会等团体来进行斗争。这种状况表明，中国无产阶级要完成自己的使命，必须建立一个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充当领导核心。而无产阶级的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发展，正是为建立这样的政党奠定了阶级基础。
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马克思主义
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处于令人难熬和困惑的沉闷岁月。王朝变成了共和，中国却并未由此获得新生。先进分子在革命前所期望的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进步不仅没有到来，相反在很短的时间里，日本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袁世凯恢复帝制，张勋又演出复辟闹剧，各路军阀的割据战愈演愈烈，思想界也掀起一股尊孔读经的逆流。沉重的失望代替了原先的希望。严峻的现实不允许人们长期沉浸在迷惘之中。中国先进分子在探索着新的出路。
1915年起，一场影响到全国的、旨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新文化运动在上海首先兴起。是年9月，辛亥革命时当过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的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后改名《新青年》）杂志。他以杂志为阵地，以民主和科学为口号，向封建传统的思想、道德、文化宣战。1917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针对封建教育传统，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聘请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一批新人物到北大任教，并请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这时，《新青年》编辑部也由上海迁到北京。这样，北京大学和《新青年》编辑部就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新青年》出版发行不久，很快吸引了众多的读者和追随者。当时，一些主要城市的青年知识分子开始对新文化运动、民主和科学以及对男女平等，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有的学生尝试以白话文撰稿。在其他城市，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新青年》的引导下，开始探索中国的出路。当时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的毛泽东就是其中之一。毛泽东是在新文化运动积极分子、他的老师杨昌济帮助下阅读到《新青年》杂志，了解到新文化运动情况的。从此后，他“读韩文杜诗的兴趣降低了”，转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并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为《新青年》撰写文章，开始循着初期新文化运动的思路探索中国社会问题。周恩来是在从天津赴日本留学途中读到《新青年》的，看后深受启发，觉得“把我从前的一切谬见打退了好多”，他顿时感到眼前变得豁然开朗，“我觉得我这回大领悟，将从前的全弃去了，另辟‘新思想’，求‘新学问’，做‘新事情’、……顺着进化的轨道、自然的妙理去向前走。”
新文化运动中，中国的先进分子从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着手，企图从中寻找出中国新的出路。他们认为，以往先进者所进行的救国斗争成效甚少的原因在于，中国国民对之“若观对岸之火，熟视无所容心”。因此，要建立名副其实的共和国，必须根本改造国民性。而要改造国民性，就必须“破除迷信”，冲破封建的伦理束缚，求得思想的解放。思想家们以詹姆士的实用主义、柏格森的创造近化论和罗素的新唯实主义为武器，猛烈抨击以孔子为代表的“往圣前贤”，大力提倡民主，反对专制，疾呼“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出中国要富强就必须“科学与人权并重”。同时，他们还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要求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进行文学革命。其实，初期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民主，是指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和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科学，“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广义的是指唯心主义思想体系的社会科学。目的是为了把中国“建设西洋式之新社会，组织西洋式之新国家”，即建设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展资本主义。
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这在封建主义在社会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时候，有着历史的进步意义。它有力地打击和动摇了长期统治中国人民的封建主义的传统思想，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广泛地受到一次西方民主与科学思想的洗礼，使人们思想空前得到解放，唤起了广大青年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关心。但随着资本主义文明的缺陷在实际生活中的日益暴露，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把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以极其尖锐的形式暴露出来，战争的空前残酷，战后的社会混乱，使资本主义失去了原有的吸引力。陈独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不久就说过，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以后，“政治之不平等，一变而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专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专制”。西方近世文明的这种缺点，是毋庸讳言的。李大钊在1916年5月曾说过：“代议政治虽今犹在试验之中，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毛泽东在1917年8月也说过，东方思想固不切于实际生活，西方思想也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新文化运动左翼人士思想中的这种怀疑，推动他们去探索挽救中国危亡的新途径，为他们尔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准备了合宜的土壤。
正当中国先进分子在摸索新的出路时，俄国发生了震撼世界的十月革命。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俄国的工人、士兵和农民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继二月革命推翻沙皇统治之后，又推翻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
最早向中国介绍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是李大钊。李大钊，字守常，1889年10月29日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一个生活比较富裕的家庭。他1907年夏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求学，攻读六年。毕业后东渡日本求学。在日期间，参加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卖国的斗争。1916年5月回国，先后任北京《晨钟报》主编、《甲寅》（日刊）编辑。曾在《甲寅》、《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了不少宣传民主主义思想和社会进步的文章，是新文化运动的骨干之一。1917年底，经章士钊推荐入北京大学，先后任图书馆主任、大学评议会评议员、经济系教授、历史系教授。十月革命爆发前，他十分关注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十月革命爆发后，他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热情地讴歌十月革命是“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指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历史的潮流，什么皇帝、军阀、帝国主义，“遇见这种不可挡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地飞落在地”。他热情欢呼：“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随后，他在1919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李大钊在向中国人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知之甚少。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活生生的现实时，中国的先进分子敏锐地感到社会主义是世界的潮流，开始重视社会主义。他们发现，与我国有数千里边界相接的俄国，其基本国倩与中国相近，都是受封建主义的压迫，都是地大人多、经济文化落后。社会主义能在俄国实现，这对苦寻出路的中国先进分子来说，无疑是莫大的鼓舞，使他们看到了中国的希望。青年毛泽东就兴奋地宣布：“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方法所含可能性为多。”彭璜、李达等人也认为：中国国情与俄国相近，故俄之过激主义可以行于中国。亦不必抄袭过激主义，惟需有同类的精神，也就是使用革命的社会主义。
十月革命之所以能推动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同十月革命发出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号召，同新俄国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所采取的新的平等的态度分不开的。正如李大钊当时所说：中国人民在近百年来，都因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沦降于败弱的地位。劳苦的民众，在二重乃至数重压迫之下，忽然听到十月革命喊出的“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的呼声。“这种声音在我们的耳鼓里，格外沉痛，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
这样，中国就出现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除李大钊外，还有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谭平山、瞿秋白、恽代英、赵世炎、蔡和森、李汉俊、李达、彭湃等一批知识青年。这些人成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五四爱国运动的骨干，中国共产党创建人和领导者或重要成员。
五四浪潮席卷全国
从1919年1月起，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协约国在法国巴黎的凡尔赛宫举行“和平会议”。中国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参加了协约国方面对德作战，也派出外交部长陆征祥、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施肇基等人作为代表出席了这次“和会”。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等七项希望，取消1915年5月25日日本帝国主义同袁世凯签订的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及换文的陈述书，但遭到拒绝。会议竟规定德国应将在中国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北洋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准备在和约上签字。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激起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怒。以学生斗争为先导，很快波及到全国的五四爱国运动如火山爆发一般地开始了。
5月4日，北京大学等13所大专学校的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游行。他们高呼“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废除二十一条”、“还我青岛”等口号，要求惩办北洋军阀政府的3个亲日派官僚，即时任交通总长的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币制局总裁陆宗舆。学生们在宣言中写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示威队伍到东交民巷使馆区西口被阻，就改道奔向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住宅，痛打了还在曹宅的章宗祥，放火烧了曹宅。北洋军阀政府出动大批军警进行镇压，逮捕学生32人。5日，北京学生宣布罢课，号召营救被捕学生。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迅速得到全国各地学生的声援和社会舆论的支持。
江苏新闻界以满腔热情及时报道了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各家报纸都以最快速度、显著版面刊登中国外交失败、北京学生游行示威的消息。北京学生的正义行动，激发了江苏人民的爱国热情，一时间反帝爱国运动的怒潮迅速席卷全省。5月7日，南京高等师范等13所学校的代表在玄武湖畔的鸡鸣寺召开会议，决定响应北京学生联合会的号召，开展反帝爱国斗争。9日上午8时，按预定计划，南京大中学生6000余人齐集小营操场，工商界亦派代表参加大会。会上，公立法政专门学校钟叔进、南京高等师范陶知行（即陶行知）等作演讲，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和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接着，学生整队游行。游行队伍高举各种标语牌和彩色小旗，上面写着“还我青岛”、“惩办卖国贼”、“快来救国”、“勿做亡国奴”等口号。学生们边高呼反帝爱国口号边散发传单，呼吁各界群众赶快行动起来，反抗外侮，共诛国贼，齐雪国耻。游行队伍先后来到督军公署、省长公署、省议会请愿，强烈要求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释放被捕学生。游行队伍还来到英、美两国驻宁领事馆，派代表入馆，请领事转告两国政府主持公道。南京的声援运动，对全省影响极大，继南京之后，全省主要城镇都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据不完全的资料统计：5月南京、苏州、扬州、常州、无锡、太仓、南通、淮安、宿迁、镇江、江都、海门、沛县、常熟、泗阳等城市都曾有过千人以上的集会游行。
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同时亦遭到反动当局的严厉镇压。6月3日、4日两天，又有870余名学生因在街头演讲而被逮捕。5日，2000余名学生走上街头，受到军警马队的冲击。学生斗争一度受挫。这时，中国工人阶级以其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从6月5日起，上海有六七万工人自动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工人的罢工又带动了商人的罢市。随后，沪宁铁路和沪杭铁路的工人、京汉铁路的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的唐山工人加入了罢工的行列。北京、唐山、汉口、武汉、南京、无锡、芜湖、长沙、济南等地工人也相继举行罢工，许多大中城市的商人举行罢市。斗争如燎原之火蔓延全国，扩展到20多个省区、100多个城市。五四运动突破了学生、知识分子的范围，形成了以工人阶级为主力、有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革命运动。
北洋军阀迫于人民群众的压力，不得不于6月10日释放被捕学生，罢免曹、章、陆的职务。6月27日，旅法华工、留学生、华侨数百人，包围了中国政府总代表陆征祥的住所，要求拒签和约。第二天，中国代表终于不敢出席巴黎和会的签字仪式。五四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
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即转变为以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介绍俄国十月革命为中心的新的思想运动。当时全国出现了几百种进步刊物和许多进步社团，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宣传和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
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后俄国真实情况方面，瞿秋白作出了重大贡献。瞿秋白，江苏常州人。1917年9月入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经过三年的刻苦攻读，熟练地掌握了俄语，英文、法文也在这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五四运动期间，他在北京积极参加爱国运动，为《晨报》撰写过《不签字后之办法》等政治论文。1920年10月，年仅21岁的瞿秋白以记者身份赴苏俄采访。在那里的两年中，他3次见到列宁，聆听过列宁的演讲，和列宁交谈过。他曾写了五六十篇旅俄通讯和《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两部散文集。在这些文章中，瞿秋白以满腔热情向中国人介绍了社会主义在俄国的实践，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再是“隔着纱窗看晓雾”那样朦朦胧胧了。同时，两年的莫斯科生活，使瞿秋白更加坚定了对共产主义的信念，走上革命的道路。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江苏开始传播。当时在河海工程专门学校读书的张闻天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尝试运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来考察中国的社会问题。1919年8月19日至21日，他在南京学生联合会主办的《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上连载了《社会问题》一文。该文明确地“按马克思唯物的历史观”论述人类社会的变迁和当代的社会问题。文章指出：“中国现在闹得这么利害，什么配得说振兴教育呢？所以现在最要紧的是铲除士大夫阶级。这士大夫阶级如何斩除呢，这大约是同欧洲旧式的革命差不多。不过起来革命的要是劳农界人，革命的目标自然是去士大夫阶级。”文章的末尾还全文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十条纲领。
五四运动不仅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而且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1920年5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五一运动史》一文，介绍“五一”的由来，号召开展“劳动阶级的运动”。五一节纪念会那天，李大钊向与会的学生、工人散发了《劳动宣言》，提出：“把一切的土地、田园、工厂、机器、物料通通取回在我们手里。”在上海，陈独秀等人联合上海工业会等7个团体，召开了千余人参加的五一节庆祝会，在散发的传单中提出“联合起来，推翻政府、资本家，建立一个新政府”等口号。在广州、长沙、唐山、哈尔滨等地，都组织了有工人群众参加的纪念活动。同时，全国还有许多报刊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介绍其他国家与我国工人的生活状况和斗争情况。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中，新文化运动的营垒开始发生明显的分化。1919年7月，胡适发表了《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声称“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以此否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适用性。针对胡适的挑战，李大钊在同年8月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指出：社会主义是时代的旗帜。宣传主义与研究问题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一方面，研究问题必须有主义作指导。另一方面，“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而“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这样，李大钊就初步地表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必须与本国的实际相结合并在这个结合的过程中得到发展的思想。他还驳斥了胡适的改良主义，针对当时中国现实指出，仅仅依靠“一点一滴的改良”是不行的，社会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
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在当时引起相当大的反响。在各地出版的刊物上，有不少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青年撰文支持李大钊的观点。一批先进分子，如陈独秀、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周恩来等，通过争论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